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欢迎您! 微博 | 微信公众号 | 联系我们
当前位置: 首页>学术讲座>

【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廖圣清:互联网时代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和大学生的多媒介使用调查

时间:2017-05-09 11:41来源:未知 点击:

5月5日上午九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学系系主任廖圣清教授在第二文科楼528室同青年教师和在读博士生、硕士生分享了他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作为参照的国际传播学研究

传播学最早诞生于美国,如今已经形成以经验研究和批判研究为主的两大传播学研究流派,然而世界传播学的学科来源却很古老:在古希腊的智者时代和城邦政治时代,日常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对公共说理和沟通的需求量很大,于是出现了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为代表的研究口语传播技巧的著作,而大陆的口语传播乃至人际传播仍然非常薄弱,传播学学科的两大分支即大众传播学和人际传播学研究发展很不平衡。

廖教授同意Craig和Robert的观点,他们都认为我们的传播研究包括七大传统,修辞学、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批判理论。但是廖教授也提出疑问,“传播学领域究竟有多少是我们自己的理论呢?”

他强调了查尔斯·赖特意义上的传播之于人类社会的价值,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监测环境、协调关系、传承文化、娱乐身心四大功能。传播的功能得到普遍重视还得益于上世纪上半页的两次世界大战,让人们感受到了社会体制化的传播形成的强大威力,二战结束后,传播学顺势发展。

廖教授梳理了20世纪末至今的传播学研究趋势,1988年之前,传播学的研究具有重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特点,1993年开始开始,对“实证、阐释和批判”的研究则更加重视,而从2010年以来,传播学的研究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区性”和“专门性”。通过对2000年到2011年传播学SSCI期刊概况的梳理,发现:在数量上,2000—2011年SSCI目录中出现过的传播学期刊共81种。2011年传播学SSCI期刊的数量(71种)相比2000年(42种)增加69%,略低于同期SSCI总目录的增幅(近75%),但态势(集中在2009年之后)基本一致,说明2009年以来传播学SSCI期刊的快速增加,或许主要是SSCI总目录扩张的外因所致;在分类上,从2000年到2011年,综合类期刊从16本增至29本(增幅为81.3%),分支类期刊从14本增至25本(增幅为78.6%),交叉类期刊从12本增至17本(增幅为41. 7%)。总的来看,纯粹的大众传播或人际传播类期刊已经为数甚少,多数走向综合;分支类和交叉类期刊占到总数近六成,日益彰显着传播学科的多元面貌。从研究范式看,批判学派期刊的比重不到十分之一,显示实证和阐释范式仍然是传播学科的主流。

廖教授进一步从小类层面观察,带领我们管窥了传播学内部结构的五个主要变化:首先,综合类中的地区综合类期刊迅速增加;其次,综合类中的新媒体类期刊从无到有;第三,分支类中的语言修辞类期刊大幅扩容;第四,交叉类期刊继续充实;第五,部分期刊调至其他类目。对于个中原因,廖教授认为,2000年以来,传播学SSCI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稳步上扬,在2008年达到高点后略有下滑。比较传播学与四大渊源学科SSCI期刊影响因子的中位数发现,2003年以来,五个学科的地位格局基本稳定:社会心理学自2004年起形成较大的领先优势,传播学在2003年时仅次于社会心理学并维持至2009年,此后被社会学反超,但仍领先于政治学以及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从大类看,交叉类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最高,分支类最低;从小类看,新媒体、健康传播、科学传播占据平均影响因子前三甲,出版学、新闻学、地区综合类位于倒数前三名。进一步考察主要领域的演变趋势,全球综合、新媒体类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稳中有升,批判与文化研究、语言修辞和地区综合三类期刊则小幅波动或略有下降。

通过建立“传播学SSCI期刊互引网络图”和“传播学与其他期刊SSCI期刊互引网络图”,直观展示了传播学SSCI期刊内部互引频率从2002年的32.5%上升到2011年的43.0%,反映传播学的内部知识流动在加强;平均距离从2002年的2.1小幅下降至2011年的1.7,反映传播学期刊间的关系日趋紧密;全球综合与新媒体类期刊入度较大,且互相之间关系紧密,在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综合类期刊作为知识枢纽,与分支类和交叉类期刊的关系均较为密切;分支类与交叉类期刊间的相互引用则较少。一些期刊、尤其是分支类(如MP、JOA)和交叉类期刊(如JHC)尽管影响因子不低,但在传播学期刊网络中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

对内部互引网络的聚类分析还显示,大众传播代表性刊物(JOC、CR、JBEM、JMCQ)与人际传播代表性刊物(CM、JACR)源出两脉,说明两者的分野依旧存在。与此同时,新媒体类、舆论学与政治传播类、批判与修辞类等也构成知识聚落,反映传播学科的多维发展面貌。

通过分析,廖教授认为,社会心理学仍然是传播学最重要的知识来源。传播学期刊大量引用社会心理学期刊,但较少被对方引用,比值保持稳定;传播学期刊较多引用社会学、政治学期刊,但较少被对方引用,且比值呈上升态势、在社会学上尤为明显;传播学期刊较少引用信息科学期刊,但信息科学期刊引用传播学期刊却呈上升态势。此外,传播学与语言学、商业研究、公共卫生的关系相对密切,与法学、伦理学、公共政策的联系相对松散,对自然科学期刊的引用则基本上“有去无回”。于是廖教授得出结论说:“第一,传播学科在空间版图和知识领域上进行着双重扩张,互联网的影响渗透到各个分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与新媒体传播共同构筑了传播学科的基础平台。其二,影响因子的提高与内部互引的加强,表明传播学独立学科的形态进一步明晰;对外影响力的贫弱,表明传播学学科地位仍然有待提升。其三,外部互引的加强,反映传播学在重新走向开放;社会心理学仍然是传播学最主要的外部知识来源;与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深入互动与深度融合,将是传播学科下一步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与现状

在对国际传播学界研究概况简要梳理之后,廖圣清教授又分析了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与现状。大众传播学最早引入的时候被称为“群众思想交通”,针对西方传播学的引入,1982年中国新闻学者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这一具有本土意义的“研究规范”。到了1997年,新闻学由二级学科上升为一级学科新闻学与传播学。随着社会信息需求的增长和新闻界的思想解放,信息观念被引入,受众意识开始被树立起来,比如1982年北京的读者调查。

廖教授发现,从八十年代起,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开始由术转学,开始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吸纳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也从媒介扩展到了社会。通过梳理1998年-2012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高频关键词,发现传播学研究作为整个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基础平台功能已初显端倪;研究范围得以拓展,研究整体上呈现由“术”转“学”;但是传播学研究依然十分薄弱。

廖教授认为,目前做传播学研究首先要清楚的是“什么是传播”这一根本问题。廖教授认为,目前国内对传播学经典的理论研究其实远远不够,他还认为拉斯韦尔的“5W”模式至今仍然具有解释力。谈到什么是科学研究时,廖教授认为“科学建立在观察和利用‘真实’世界的证据(经验主义)检验假设(假说)的基础上,它的基础是逻辑和观察。”他认为科学研究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是观察一种现象;其次要提出尝试性的解释或因果陈述;然后进一步观测或实验,以排除它种解释;最后提炼与再一次地检验原来的解释。同时他认为,科学研究必须具备以下特征:公开性、客观性、经验性、系统性和累积性、可预测性。他说:“科学的方法只能阐明那些通过观测而能够回答的问题;有些问题(哲学的、伦理的或宗教的)本身也许不能用科学方法去探索。”

在谈到理论建构的时候,廖圣清教授多次强调了“概念”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他认为,好的学术理论,应该具备以下标准:其一,解释资料的能力。解释的贴切性;提出好的理由,让人们相信该现象在说明的条件下是会发生的;其二,可检验性。说明了在特定条件下会出现的结果;其三,预言新事件:在其领域里超越最初把它发展出来的那些现象而预言新现象;其四,简约。问题应该用最简单的话来陈述,用最少的假定来解释。

最后,廖教授谈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学研究。根据国家工信部2016年10月发布的数据,我国移动宽带用户总数达9.04亿,其中4G用户7.14亿。同时,从WEB1.0、WEB1.0到全方位互动、网民与网络之间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全方位紧密结合,个人终端与整个网络世界之间的互动的WEB3.0时代,传播学研究应该重视受众研究,展开社区发现、用户画像研究;重视线上研究与线下研究相结合,加强线上研究,展开信息扩散、用户行为研究,探析动态传播机制;重视基本概念的研究,打造中国特色的中国传播学的理论基石。他建议运用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予以研究,“大数据时代的用户在网络生活中留下的数字痕迹,蕴含关于个体和群体行为的规律;计算科学、数据挖掘等信息分析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高效处理和分析海量数据成为可能。”

大学生都在利用多种媒介做什么?

下午3点,廖圣清教授在第二文科楼郁文报告厅同硕士生分享了他在媒介多任务使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初步成果和设想。

他回顾说,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06年,莱恩·布鲁克斯教授提出了媒介融合的概念: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廖教授提出,受众的媒介使用与媒介演进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与过去的使用单一媒介接受信息相比,现在的媒介接触是否已经变成了多媒介、多任务同步进行的使用过程?从这两个疑问出发,廖教授的团队通过分层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了上海大学生媒介多任务使用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廖圣清教授与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分享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

2000年,Roberts D.F提出了多重媒介使用的概念,意指同时使用多种媒介(multiple media use)和同时进行媒介和非媒介活动的多重任务(multitasking)。2010年,Bardhi、Rohm等人提出了媒介多任务(media multitasking)的概念,是在一个时间点接触两个及以上的媒体形式的实践,包括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利用共现矩阵(Foehr,2006)、媒介多任务指数(Ophir、Nass和Wagner,2009)和实验法(S. Adam Brasel,2010)这三种测量方法,依据任务的内容,廖教授将媒介多任务分为三类:多个媒介任务(如浏览网页和打电话);媒介任务与日常生活任务(如准备晚餐和打电话);以及单个媒介的多种任务(如同时浏览多个网页);又根据任务的处理方式,把媒介多任务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双重任务,即多个任务在特定时间内同时进行并完成;第二类是任务切换,即在不同任务之间以一种连续的方式交替处理。

在廖教授媒介多任务满足需求的测量中,测量的媒介组合为广播、电视、平板电脑、笔记本、杂志、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之间的两两组合,而满足的需求则围绕大学生日常生活展开,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测量,包括:信息搜索、获取新闻、学习需要、社交需要、娱乐消遣、习惯使用。通过研究发现,多媒介任务使用已经进入大学生的生活,但还没有达到“完全侵占”大学生生活的程度;高校学生媒介多任务的整体使用频率偏向于“偶尔使用”,经常在使用笔记本电脑时同时使用手机。新媒介对于受众生活的渗透性在不断增强。就均值而言,大学生最常使用的媒介多任务组合是笔记本电脑+手机,最不常使用的是电视+平板电脑。使用媒介组合的场景方面,大学生最常在闲暇时(30.80%)使用媒介组合。

无论大学生要满足何种需求,都会更多地选择笔记本电脑+手机这一媒介组合来完成,其他媒介组合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无论使用何种媒介多任务组合,首要满足的需求都是娱乐消遣,信息和新闻的获取则排在最末两位。结果显示,人口统计学变量中性别、生源地、城镇/农村户籍和月均消费水平对多媒介组合的平均使用频率均有显著影响,其中月均消费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即: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使用多媒介组合;大学生的生源地GDP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使用多媒介组合的频率就越高;城镇户籍的学生比农村户籍的学生更多地使用多媒介组合;月均消费水平越高,使用多媒介组合的频率就越高。而在各项需求中,获取新闻、娱乐消遣和习惯使用对多媒介组合的平均使用频率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即:获取新闻/娱乐消遣/习惯使用三种需求的程度越高,使用多媒介组合的频率就越高。

(廖圣清教授)

【嘉宾简介】廖圣清,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系主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助理,《新闻大学》(CSSCI)编辑,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重大项目多项,获得上海市“浦江人才”等资助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三等奖,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上海市高校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文/尚旭旭 图/王蒙

学术讲座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