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1日晚，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刘涛教授在富力教学大楼218为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级研究生，带来一场题为《框架创新与对外话语体系的修辞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讲座。

“命名，意味着生成一种新的框架。”讲座开始，刘涛教授用2014年云南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引出一种新的框架——恐怖主义框架。恐怖主义最早由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向全球兜售，借此框架，美国政府的权力得到扩大，总统的权力甚至要超过议会，这很大程度源于美国政府对国内环境的危机四伏的大肆渲染。“当一种话语普遍获得认可的时候，它就具有了合法性。”

接着，刘涛教授以网络主权、人口质量等概念为例，用生动幽默的方式给同学们分析框架是怎么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又是如何形塑了我们对一种事物的理解方式。“人是框架的动物，因为我们需要意义，而意义存在与既定的逻辑体系中。”他指出，如果人失去了框架这一稳定的理解方式，抹平了差异体系，那也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话语冲突的本质是框架冲突，这就向中国的国际传播提出了一个重要议题，即我们如何建立并输出框架，传递“中国声音”。在这里，刘涛教授以卫报的《全球死刑地图》、 Facebook全球链接热度示意图等例子，说明国外媒体是如何通过构造框架，为受众提供一种简易的“因果思维”，从而服务于其所要大做文章的人权、民主等议题的。

再者，框架存在一定的思维基础和文化基础，框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简易的“因果思维”。刘涛教授以乡村与城市为例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释：都市人产生了身份焦虑，无所适从，开始怀旧，于是开始从时间维度上回到过去，从空间维度上回到故乡。在这种叙事下，乡村是质朴的、纯粹的美学空间；而另一方面，在城市进步主义的叙事下，乡村又是破败的，没落的，与作为纯粹的美学空间的乡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关于乡村的两种叙事都是为城市人所建构起来的，是城市对乡村的想象。

框架是修辞建构的产物。刘涛教授以“9·11”事件为例子向我们进行了形象生动的解释。美国将“9·11”定义恐怖主义战争，通过战争框架的建构，将这场在美国发生的爆炸案构建成世界的战争。美国民众并不知道电视媒体如何呈现“9·11”的袭击画面，画面的播出给人们带来恐慌，而这种恐慌由媒介所操控的。美国借以战争的框架，发动起伊拉克战争，“以牙还牙”。同时，框架也是修辞实践的产物。框架的合法性建构实际上是框架的争夺。比如说，在“PM2.5”概念提出之前，人们很难找到一种指标去衡量环境的情况。“PM2.5”概念被建构起来之后，它成为人们衡量环保主义和工业主义平衡的指标，成为不同意指的接合。

刘涛教授接着向同学们介绍了“争议宣认”与“浮动框架”。“争议宣认”存在于当前的许多新闻报道中，他以美国在进军伊拉克时，美国的主流媒体大量使用“吻手礼”的图片作为例子，指出美国主流媒体的这些做法是挪用了圣经中“救赎”这一原型意象，按照“救赎”的框架来加工进军伊拉克的事件。随后，刘涛教授进一步提出，“正是在特定的议题与正义中，框架得以存在并发生作用，并呈现出浮动状态”，在争议面前，我们需要宣认，宣认需要征用或再造框架，其目的就是在修辞学意义上进行“争议宣认”。“争议宣认”是一种古希腊修辞智慧，他一般有四种形式，包括：事实宣认、定义宣认、气质宣认和程序宣认。他以自杀事件的法庭抗辩作为例子，具体阐述了四种争议宣认的形式。另外，刘涛教授介绍，“元框架”是框架的框架，话语运行底层规则，当前的元框架主要有四种形式，包括定义框架、知识框架、情感框架和价值框架，而其中价值框架包括了价值、持续行为、短期行为、信念、态度、观点、知识和感知这几个层面。

最后，刘涛教授向同学们介绍了框架与对外话语体系创新，包括框架在对外话语体系中的“位置”与“作用”。他指出，话语体系一共包括了四个层面，包括内容、语言、语法以及话语，其中不同内容对应的语言系统、语法体系和话语都是是不同的。当前，疫情期间，各大媒体清一色使用的都是情感框架，在进行对外话语体系传播的时候可以从上面的层面去进行创新。

刘涛教授用鲜明生动的案例，为我们讲授了生动的一课。作为新传学子我们不仅要关注国际传播中的各种事件，还要有批判性思维、善于思考和发现对外传播中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

课后感想：

今天刘涛教授详细讲述了国际传播中话语框架的创新，最大的收获就是，话语输出的关键是对某种话语范畴及其深层理解框架的输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反恐战争”等议题之中主导国际舆论，本质是国际霸权认知框架的建构与输出。以西方话语框架来讲中国故事，则会使我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被边缘化。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国际话语建设的关键是解决“挨骂”问题。对外话语的重构要求我们在国际议题上进行框架创新，赋予国际公共议题以新的符号意义与理解框架。

——2020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刘子萌

刘涛教授以网络主权，网络警察，人口质量为例，解释了如何通过发明、创造某种话语来框定人的思维方式。这让我意识到，中国想要改变当前在国际传播中的窘境，关键在于合理地化解话语冲突以及其背后内隐的中西话语框架冲突。因此在当代的国际舆论场中，中国需要构建和调整自己的外交话语，这不仅能够有效地改变西方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同时也有利于中国更主动地掌握国际话语权。

——2020级新闻与传播 专硕 张宏娇

今天听了刘涛老师的课，对框架又有了新的认知。框架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是如此的重要，它可以是使世界变得绚烂多彩的蜡笔，也可以是杀人诛心的利器。怎么样使用框架这种工具，是值得我们斟酌的。

——2020级新闻与传播（专硕） 胡骞

刘涛老师的课主要讲了框架和隐喻问题，这让我想到了国际环境中如何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框架是人为的，而不是天然带有的，因此在传播过程中既要注重话语构造，也要考虑到其他国家原有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价值体系中从最底层的“感知”到最上层的“价值”，每一层都对应不同的修辞体系。我们需要在确定该阶段的传播重心后确定相应传播内容，制造更好的框架去传播中国声音，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在全球语境中争夺国际话语权。

——2020级新闻与传播（专硕）李子情

文字：高维、郑敏珊、周妍红

采访：文若楠、陈泽筠、王鑫

图片：陈晓玲

汇总修改：陈晓玲、高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