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下午2:30，“暨南大学传媒名家思享荟第1期”如期在云端举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云南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暨南大学等学校新闻与传播领域的几位著名学者应邀出席首期“暨南大学传媒名家思享荟”，围绕后疫情时代新闻传播学科变革与创新的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会议由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涛主持，来自全国各地近三百余名师生共同参与了这次圆桌论坛。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隋岩教授认为传播是新冠疫情时期最凸显的问题之一，疫情给新闻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学科的演变是基于社会生活的变化，需要放在社会现实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疫情在改变我们生活、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变了传播关系和社会关系，也为新闻传播领域带来了新的科研方向。
隋岩教授表示，疫情期间的传播让人们重新思考新闻和信息之间的关系。过去我们谈论的多是“新闻传播学”，但疫情期间的“信息”传播及其凸显出的重要意义让人们逐渐意识到当前新闻传播学科研究视野的局限性，我们应该努力将其从以往的新闻领域放在信息传播这个更大的领域中加以拓展。
隋岩教授认为这场新冠疫情其实也助推了以往传播现象的显现：互联网叙事、信息的现代性等问题也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思考。在面对疫情带来的新改变的同时，隋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冷思考”，尽管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在学术方向甚至学科建设的转向上不应该过分着急，而应该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审视距离，这样有助于更成熟和更深入的思考——沉淀下来，在层出不穷的热点现象中寻找到深层的和规律性的东西。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廖圣清教授表示，当下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已经在规模上实现了“做大”，如何在疫情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做强做大，这是需要新闻传播学界同仁认真思考的问题。对此廖教授提出了三点建议：
首先，他指出新闻传播学科应该强化互联网思维，积极参与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从全世界疫情所感染人数以及死亡的人数来说，新冠疫情是一场全人类面临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传播即管理”，在防疫阻击战中，中国所采取的武汉封城、交通管制等一系列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联网思维对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体现了传播在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发挥的价值，并且在疫情管控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其次，加强科学研究，提升新闻传播学科的科学水平也很重要。新闻传播学经历了从有术无学向学术水平不断提升转变的过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新闻传播学科开展了有效的研究。对于新闻传播现象的科学研究的重视，让学术水品得到了整体提升，只有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得出有效的理论，真正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在整个学术研究中发展。疫情在各个层面产生的影响都依赖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当下的研究也是一个基于社交媒体平台所展开的丰富的信息传播过程。他强调新闻传播研究应该在在原有新闻传播理论的基础上，与医学、计算机科学、政治经济学进行更深度的跨学科、公益的合作研究。
廖教授同时指出在“人民至上、健康至上”的理念下，中国社会正在进入“后疫情时代”。如何从新闻传播角度的角度对生命至上的发展理念以及传播实践抽象提升，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新闻传播学科必须回应国家战略的需求，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与学术话语体系。
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红军教授结合南京大学学科建设的相关情况，分享了在学科建设理念上的思考。在2015年国务院提出的双一流总体建设方案中，明确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五大建设任务和五大改革任务，这意味着转型是所有学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面临的任务。媒介格局的变化让新闻传播学科的转型更加迫切，新闻与传播学科发展遵循的是内涵式发展加高质量提升，内涵式发展要求高等教育和党和国家的事业、人民群众需要、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张教授分享了此前在人民大学的一流学科讨论时提出的“构建新时代生态型新闻传播学科体系”，张教授认为生态型新闻传播学科体系是对内涵式发展的回应，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新闻传播学科现在有两个明显的发展态势：一是新技术驱动下传媒变革带来的新闻学研究的日益丰富和深化，第二是媒介化社会新需求催生出的传播学科增长点的拓展与应用，结合南京大学自身条件，在路径上选择大格局下的“小而精”战略，解决自身问题、竞争问题、原创问题，往高处走、往特色走。
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无疑会面临着发展方式问题、重点突破问题、做事方式问题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学科方向的聚焦和拓展如何平衡、如何有效通过内驱力推动学术发展、知与行等问题都值得进行仔细分析和思考。在学生人才培养方面，张教授从本科生、专硕、学硕、博士生别介绍了南京大学新传院人才培养模式的侧重点。师资队伍作为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进行了相应的规划：在层次上分为领军人才、中坚力量、后备力量，在年龄结构上注重老中青比例的合理，在类型上兼顾教学科研型、科研型、教学型；在激发活力上，采用稳定层＋活力层的方法，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压力差，在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之外，通过活力层的教师们主动带动，将外在驱动力转化为内驱动力，形成学术共同体。此外，南大新传院还对整个学科发展态势进行了判断，认为互联网时代中国媒介研究的两个特色方向粉别是新闻理论深化和实践创新、融媒体和计算传播两个方向。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韦路教授认为后疫情时代新闻的变革与创新首先体现在教育理念上，新形势下既需要更新理念，也需要对一些理念继续坚守。
首先，不管媒介环境如何变化、技术生态如何改变，新闻传播学科要牢牢地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放在指导性的地位。
其次，在融合时代，我们也要改变以往面向特定媒体培养人才的理念，培养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的人才。在师资队伍建设中，要注重对实务型人才的引入，采用实践型和学术型双轨制的方式，解决当前在学术和实践上不协调发展的现象；同时追求海外和本土师资的平衡，培养既有国际化视野，又有中国经验的专家学者；另外，引进其他学科的资源，真正推进学科创新；通过“全职+兼职”的方式突破现有的人事制度，让团队力量更大更强。
再次，在课程体系上，一方面通过通识课程强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与业界的合作让学生深入实践。通过地方合作和国际合作开放办学，充分利用资源，韦教授指出国际合作应该从以往的迎来送往变成以我为主，平等互惠的交流和合作。在科学研究方面，为了集聚更多的优秀科研成果，使得论文之间形成合力，以在某一个领域形成原创理论突破，韦教授呼吁各个院校能够携手进行布局和策划，以提升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水平。
在科研评价机制上，为了缓解“GDP困局”的现状，浙大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也做出了一些积极探索，例如通过调整对老师的考核时间，让老师可以在更宽裕的环境氛围下潜心治学，从而拿出更好的作品。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学院许加彪教授认为后疫情时代首先需要更加注重学科融合，网格化管理和个人定位的管理不仅仅是技术意义上的，更是心理意义上和传播意义上的。手机健康码的出现带来了新的传播问题，有些老人或者没有智能手机的人因此在日常出行中遇到了很多现实问题。因此，后疫情时代更加需要各个学科之间的融合，以应对社会风险危机和不确定性。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便通过引进两位计算机专业的博士生加入人才培养队伍，积极探索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其次，许教授强调后疫情新时代，新闻传播学依旧要坚守专业精神的守护。新闻专业精神是新闻传播专业存在合法性的根基，无论媒介如何更迭，在进行写作和报道的时候，客观真实全面依旧是必不可少的。新冠病毒的风险不仅仅是医疗卫生的问题，更是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全方位的问题。疫情期间，谣言比事实传播得更快更广，假新闻和病毒一样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因此，整个社会更加呼吁有良知有情怀的新闻传媒人，报道事实。在进行专业人才培养时，对专业精神的守护与传承是必须的。
同时，他也提到陕西师范法学在非虚构写作上进行的创新，以培养学生写作能力，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提到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这一话题时，许教授从两个基本路径出发做出了阐述：一个就是从当下的现实中去深挖研究材料；二是从历史的材料中去挖掘。陕西师范大学在地缘意义上锁定西北，对延安时期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进行了大量的积累，通过在地化的经验延续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的脉络，并关照现实。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晓锋教授从疫情期间学生在公众号有young周刊上发布的一篇报道谈起，介绍了新冠疫情给学院人才培养带来的一些反思。过去，学院大多以媒介的形态对专业进行划分，在专业教学中特别注重对新闻生产的采写、编评、策划、制作等流程，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让教学团队探索并思考如何将以往的业务教学链与全媒体内容生产相调试这一问题。
在对这篇报道的反思中，张教授也表示，在教学改革过程中，要构建一个主流舆论格局。他说目前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教学模式更加开放，也更加具有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如何应对这个线上线下互动的开放格局，如何来应对这种跨媒介、跨文化的传播格局，需要新闻传播专业的所有人共同思考。他认为首先可以将专业教育与国情教育相结合，通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的设置，从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变，其次是进一步优化理论教育、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南京师范大学就通过开展“青年教师成长营”，充分发挥青年教师的教学优势，培养学生“上会看天气，下能接地气，心中有正气”，从而获得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成效。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杨萌芽教授围绕学院的“政产学研创”五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一方面，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依托部校共建，与省委宣传部、教育厅、网信办等部门共建平台，承担相关课题，真正贴近现实；另一方面，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开放办学的思维，即使了解媒体市场的需求，加强与媒体的合作，邀请媒体企业和校友，共同围绕人才培养献计献策；再者，通过与企业、国内高校合作，培养大学生创业创新能力。在全媒体人才的培养上，不断推进贯通，依据新形势，侧重学生的视频和直播能力的培养，以适应区域经济的发展。
疫情推动了线上、线下线上混合教学模式的发展，杨教授认为下一步各个院校之间不仅可以进一步共享优质课程，同时还可以共同开发课程，实现更大规模、更深度的共享。作为中原地区的院校，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在不断探索自己的特色化研究，在乡村传播和县级融媒体中心等课题上都做出了比较扎实的成绩，推动师生去做接地气的科研，面向时代，面向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进行研究。
黑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郑亚楠教授认为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变革和创新具备着一种生物性特征，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外界的变化，并在这个掺杂痛苦的成长过程中寻求自身的道，而这种细水长流的力量感正是学科精神所在。其次，学科建设具有文化性，我们需要认真的审视文化本性，才能进一步对传播现象做出解读。郑教授结合自己在县级融媒体进行调研的经历，强调学科的建设同样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新闻人作为时代的记录着，缺乏对社会的洞察力、不了解社会便失去了立足之本，只有将脚踏入大地，才能对社会现象有一个更加深刻的洞察力。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支庭荣对8位兄弟院校专家的应邀出席和慷慨分享表示了感谢，他表示疫情期间出现的新闻传播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度勾连，可能会在疫情结束后延续并持续影响学科走向。
首先是传播生态环境的变化，随着媒体运作模式从过去的“内容+广告”向如今的“内容+服务”转变，越来越多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深度嵌入到服务中，全媒体化意味着全链条、全生态，内容和服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互联网给大众进行更多的赋能后，整个社会的传播能力提高，相应的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有一个上升。从国家治理、国家的传播能力来讲，如何利用新媒体手段推进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到国家治理能力，也跟整个传播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对于新闻传播学而言，在新的环境之下，我们需要对理论进行一个适当的再造与提升。支教授表示，过去的理论基本上针对的是传播，传播学的一些基础性概念也都是偏内容的，在治理这个话题上的理论研究远远不够。传播环境的变化导致整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随之变化，过去新闻与传播学科融合主要是新闻与政治、新闻与文学、新闻与历史结合比较紧密，而在未来，学科边界的打破会更加主动，在疫情影响下，可能会与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有一个深度融合。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曾一果教授对各位老师的精彩分享表示了感谢，他表示，来自东西南北中不同地域的专家和学者分享的在学科建设方面进行的探索和丰富经验，既有许多共性的思考，又有根据各自院系和区域情况所做的特色化学科发展思考和经验总结，这些都对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科发展和建设有很大的启发。
（肖潇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