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下午2：30，“暨南大学传媒名家思享荟”第2期在线上如期举行，来自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昌大学、兰州大学、辽宁大学、西北大学、广州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安徽大学、暨南大学等全国十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就“中共报刊史研究的范式转移与路径创新”的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本次会议由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赵建国教授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二百余名师生共同参与了这次圆桌论坛。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倪延年教授提出，研究中共报刊史，首先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对以往研究做出客观的反思和科学的评价，并对今后中共报刊史的发展做出思考和探索。
其次，倪教授表示拓宽中共报刊史的研究范式要丰富研究内容的架构体系，把中共报刊史的研究放在特定的环境和语境下，将旧中共报刊史的研究转向多角度复合型的综合性研究。他认为，要把中共报刊史与国民党报刊史进行比较研究，与中共其他媒介史进行并列研究，与中共报刊档案进行结合研究，以及与中共报刊史料进行会同研究。
同时，对于创新中共报刊史的研究路径，倪教授分享了他的初步想法：中共报刊史研究要以学术研究为运作点，以史料研究为出发点，以中共报刊史为主体，以纵向研究为主干、以横向专题研究为辅助，以单兵作战起步向兵团作战发展为路径。此外，他呼吁各高校可以从不同方向入手，共同为建设中共报刊史学的学科体系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邓绍根教授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的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的主题出发，重点评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研究的现状。邓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研究呈现出类目较分散、特征不显著、问题不均衡的状态。他认为党的新闻事业史应该隶属于党史专门史部分，因此研究者们要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通过研究党史和国史，让新闻事业史研究与党史研究能够保持对等的交流和相互之间知识输出。同时，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贯彻“四史”的教育要求，并且融合“四史”，加强对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提高研究的战略和意义。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信凌教授从《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实践框架的最早建构》一文谈起，介绍了中央苏区的报刊实践，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框架是在中央苏区建立起来的，并形成了新闻宣传的主导理念，健全了新闻宣传的管理体制，设置了富有张力的报刊结构，开创了媒介发行和接受的路径。
陈教授认为，在中央苏区具体的媒介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新闻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以及“新闻批评、舆论监督”方法。在媒体管理方面，中央苏区的高层领导在报刊上发表理论文章进行舆论引导，发表社论文章对媒体进行引导，充分发挥了报纸的张力作用。在实践框架建构上，中央苏区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体制内、系统性、全域化的新闻宣传格局，积极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念，为以后的新闻宣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樊亚平教授梳理了他和学生共同研究的报刊成果，总结了报刊研究的几种路径：特定时期某一具体报刊的社会动员研究，报刊对于某一党派、某一集团或社会力量的呈现研究，特定时代背景下某一报刊立场倾向与转变研究，报纸对某个议题、某个重大事件或对象的报道研究，某位报人或新闻人相关报刊的研究，解放后传承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的研究，以及借助报刊研究某一特定精神或思想的演进和流变。
樊教授认为，学界关于报刊史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通史研究中的报刊研究，某个报刊的通史研究，报人和报刊的合一性研究，对报刊特定功能或特定问题的专门研究，基于不同视角方法对某个报刊或某类报刊的专题研究，新报刊史的研究。他认为在报刊史研究中论文所呈现的研究议题与著作相比更加丰富多元。
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樊教授认为报刊研究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报刊的本体研究，二是报刊的功能主义研究，三是报刊中的历史研究。他建议运用媒介社会学的理论视角、革命文化的视角、现代化的视角、媒介记忆相关理论的视角对中共报刊史的研究进行创新，同时他特别强调问题意识，主张用问题意识引领范式转移和路径创新，从而形成多元范式和多元路径共生共存、各竞风流的研究流域。
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程丽红教授认为报刊研究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本体迷失，如何突破革命史和现代化范式，建构合乎新闻传播自身演化规律的理论框架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丰富新闻史研究的路径和范式需要从扩展历史叙述权、转换视角、创新理论三个方面努力，同时程教授强调研究范式的革命和理论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深刻省察和完善以往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并对中共报刊的活动实践做出全面的总结。
程教授呼吁新闻传播学应建立史料学理论体系，依据史料本身的内在逻辑全面系统地呈现它的历史轨迹，这同时也是改进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依赖、理论套用、有谈无根等问题的有效途径。史料是新闻传播实践的直接记录，史料本身就是历史本体，因此相对稳定的史料学基础是新闻史研究走向成熟的关键和根本。但目前报刊史研究领域的史料研究仅仅停留在搜集整理的初级层面，史料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尚没有进入历程。
针对上述问题，程教授提出史料研究首先要从时间、空间、社会系统三个维度建立整体史料观，其次是建构完整科学的新闻传播史料学理论框架，因为史料的发掘、辨析和运用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新闻史史料学是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建构充分体现学科专业特征、合乎学术逻辑的完整的史料选取和诠释框架势在必行。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春泉教授围绕本次讲座主题指出了自省的重要性，为了厘清研究思路并有所作为，学科的省思非常的重要，王教授分别围绕“我们在哪里”“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如何去那里”这四个关键问题进行了阐述。
首先围绕“我们在哪里”这个话题，王春泉教授发现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对中共新闻史，尤其是中共新闻事业相关研究的资料引用并不多，并指出这是新闻传播学在学科对话方面存在的不足与缺憾。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以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史为优先发展的学科方向，王教授借此提出邀请，希望日后能开展更广泛的合作交流。
其次，王教授指出对话意识的自觉应该作为中共党史以及中共报刊史研究中需要特别重视的方面，以此形成新闻传播学科的独特学科竞争力。他同时表示，自己一直致力于重新定义中共新闻传播史的问题，认为应该将中共新闻传播史作为装置来进行处置，在打开装置所有的皱褶的基础上形成对话的基础，而不应该将其作为边界非常清晰的研究疆域进行圈定。
最后，王教授针对“我们如何去那里”提出了五点建议：第一，强调了在重新定义的过程中开展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并以此形成这一研究方向所具有的基本精髓、基本气质、基本禀赋、基本形象以及基本特色；第二，注重形成不同学科、问题、材料、路径之间的对话机制；第三，对现有的研究框架以及理论资源进行延伸，形成独特的学科资源；第四，加强史料建设，通过对资料的收集、延展以及资料平台的构建，以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第五，通过各种方式组织更多的对话，基于对同一问题不同角度的处理，以克服过去研究中本质主义倾向的问题。
广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田秋生教授结合自身从新闻生产研究到新闻史研究的经历，从微观角度对新闻生产社会史研究的取径问题进行了分析。
田教授重点阐述了迈克尔·舒德森“作为故事的新闻及其历史生成”的观点，同时通过两个案例对舒德森的的理念、研究问题以及路径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基于此田教授总结了其中三个创新性的融通：第一是实现了新闻史与媒介史、主流史学的融通；第二是实现了新闻学内部史、论、业务的融通；第三，是实现了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通。
围绕本次讨论主题，田教授指出“中共报刊的新闻生产方式”“新闻生产方式如何在历史中形成”是当下值得思考的方向。同时，田教授结合复旦大学黄旦教授《党组织板报与“手工业”工作方式》一文，针对文章的研究问题、路径以及发现进行启示性的阐发。最后，田教授简要介绍了自己正在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香港进步报刊统战研究（1927-1949）”，希望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连接能对党和政府今天的舆论宣传起到一定的参照借鉴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唐海江教授首先围绕本次主题“中共报刊史”提出了自己的两点思考：首先，为什么是“中共的”，即探讨中共的主体性得到突出的这样的语境；其次，为什么是“报刊史”，即探讨报刊这一媒介形式之于中共的重要性的问题。唐教授认为在中共主体地位得到强化的语境下，人的意志以及能动性成为了研究的关键，例如领导人、记者等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其次，在讨论报刊这一媒介形式对于中共历史重要性的问题上，唐教授指出我们不仅需要从报刊的角度去探讨，更应该从当时可能存在的更多媒介形态角度进行提问。唐教授将这两种研究方向归纳为中共如何使用报刊、报刊如何塑造中共思想观念以及组织模式这两种问题。
其次，唐教授从媒介考古学出发，从报刊的物的角度拓宽该研究主题。除了传统上对中共报刊所进行的文本分析之外，关于报刊这一媒介本身也是值得讨论的，报刊的油墨、纸张以及发行网络也都是报刊的一部分，对媒介本身的探寻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报刊史。
最后，唐教授指出中共的报刊史研究不应该是抽象的，是基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研究，我们应该认识到其中的复杂性，而地方性的叙事也应该成为影响中共报刊史的重要考虑因素。
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天根教授同样强调了史料的重要性，史料是研究的基础，如果没有坚实的史料基础，研究也就难以推进。同时，在对史料的研究分析中要有问题意识，这不仅要求研究要以史料为基础，也要求在对缺乏史料的历史研究中要进行学理上的考证，最终在此基础上总结历史发展的轨迹、得失利弊，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行思考与阐发。
王天根教授选取陈独秀作为研究的典型个案，以陈独秀所经历的两个历史时期进行分析：陈独秀在《劳动界》办报时期、陈独秀南下广东进行政治宣传时期。王教授总结了陈独秀不同的历史时期下的思想变化：在上海时期，陈独秀认为劳工需要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种依靠团体乃至政党取得权力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区别行会主义，并且在劳工运动中取得进步；在广东时期，作为“政治人”的陈独秀与作为“报人”的陈独秀存在不同的媒体价值取向，强调坚持党领导刊物的根本原则。同时，通过将陈独秀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的办报思想进行比对发现，在近代中国，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还中共报刊史的话题，总是与地理空间的变化十分紧密。同时，无论是历史的人物还是人物的言行都是复杂多面的，这要求我们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甚至是人物的言行都应该采用多样化的视角，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家林教授首先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回顾了中共新闻史的，同时，他也用四句话概括表达了未来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第一，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开拓中共报刊史研究的新境界；第二，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与世界接轨，从世界新闻与信息传播史的维度反观中共报刊不断转型发展的历史，从中总结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第三，要在新时期新时代中共党报党刊不断创新转型的研究中下大功夫、花大力气，现如今国内国际形势正发生巨大变化，作为主流媒体的中共党报党刊与时俱进，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初步形成了多媒体、全媒体、自媒体的传播矩阵。作为新时代的新闻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感、有情怀，需要守望媒体、见证媒体、反思媒体、记录媒体；第四，在新闻史研究中要处理好创新与坚守的问题，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新的方法手段，发挥现代科技手段的作用收集资料，另一方面，做研究需要继承优秀学者治学的优良方法，保持定力和专注的精神，利用好纸质资料。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赵建国教授以及刘涛教授分别对各位老师的精彩分享表示了感谢。他们表示，来自新闻史学界的各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不仅为暨南大学将中共报刊史作为研究的重点提供了新的思考起点，更是为创新中共报刊史书写范式提供了有益的方法与指导，有助于重新讲述报刊的故事，以更好地理解百年中国的发展脉络。
（撰稿人：20级新闻与传播专硕 王琦王超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