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下午2:30，“暨南大学传媒名家思享荟第3期”如期线上举行。本期论坛主题为“媒体深度融合与社会治理创新”，来自中国社科院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重庆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就这一话题进行了分享讨论。会议由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罗昕教授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两百多名师生共同参会。
中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唐旭军教授首先通过回答一个问题“我国的新闻媒体到底是属于公共文化服务事业还是现代文化产业？”，来阐述媒体深度融合当中媒体的“角色定位”问题。通过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十四五”规划建议，唐教授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赚钱盈利的工具，更不是资本操控的买卖。
唐教授结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融媒体中心开展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实践案例，强调公共传播时代的媒体角色，应该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媒体角色定位发生了变化。在众声喧哗，人人都可以提供信息的环境里，媒体已经不再稀缺。主流媒体要建立起自己的公信力，就必须揭露真相，与社会公众一起直面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需要深入探寻事件产生的原因。他提出，对媒体来说，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加强建设性新闻舆论监督，就是掌握舆论引导权，主动设置议题，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新时代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
最后，他提出建设性新闻是传媒变局的产物，建设性新闻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建设性新闻是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建设性的舆论监督是媒体角色定位的一项重要职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彭兰教授以“社交媒体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为题，围绕“圈层化”和“共同体”来阐述社交媒体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彭教授首先对“圈层化”进行了解释。圈层化包含圈子和层级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它带来社会结构分化的不同机制和影响。她认为圈子有三种模式：以社会资本为纽带的关系圈子、以文化资本提升为动力的亚文化圈子和由技术本身造就的产品圈子。她提出互联网时代的层级化分为3种模式：网络话语层级、网络代际层级和网络应用层级。
其次，她认为从圈子和层级两个维度来看，互联网社会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整体，也没有因为连接的手段增多，形式多样，人们就会有更多的相互对话和沟通可能性，而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的割裂是在增加的。
最后，她围绕“共同体是否是解药”的问题，阐述了共同体的概念和模式以及当前互联网网络共同体的类型。她认为共同体可能是对抗网络分化的一种解药，但是网络中或许并不存在一种抽象的、跨越各种群体的共同体，需要认识共同体这样的群体聚合模式导致的网络分化以及对公共对话形成的障碍，才能更好地探究不同群体间对话的可能性。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钟瑛教授主要围绕媒体深度融合的理解、实践和目标三个方面来阐述媒体深度融合与社会治理。
首先，钟教授梳理了媒介融合的概念来源。她认为从媒体融合到媒体深度融合，就是要在质量和品质上有所提升。其次，钟教授分享了与业界人士的访谈以及某高校融媒体中心案例，她认为媒体深度融合当前面临的问题是体制机制、专业人才培养、创新（同质化和重复）不足、内容打造等问题。最后，钟教授认为融媒体的技术门槛是可以跨过的，媒体深度融合的关键还是在于内容的生产与创新。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张志安教授主要围绕媒体深度融合的理解、媒体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如何真正发挥社会治理的作用以及媒体参与社会治理面对的挑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张教授对媒体深度融合如何来分析和把握当下的现状，有以下几个判断：1、内容生产，从内容生产和分发来讲，最关键的问题是融合生产，其中最核心的是最佳形态的匹配，是指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呈现和建构，它的内容的表现可以以最符合这个事物和我们要传达的意义的最佳方向来进行匹配；2、移动传播，必须去充分考虑用户的特点，实现移动内容的传播；3、平台分发，如何产生更加精准有效的到达，也是媒体融合在实践层面上特别重要的关键。
其次，张教授提出媒体参与社会治理，需要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作为地域性媒体，具备对重大事务的议程设置的能力，对地方社会治理重要性问题的把握；从报道方面来讲，报道复杂性框架的呈现；质的方面来讲，专业性的提高，需要有一种切入到不同领域问题治理和推动影响的专业性能力；从媒体的社会功能来讲，建设性新闻是媒体深度融合过程中，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实践路径。
最后，张教授认为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创新需要面对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1、媒体自身的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从长期来讲，越来越多的媒体会走向公益化，只有少数的媒体能够坚持市场化。2、平台的基础设施化。互联网平台作为基础设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专业媒体非常注重内容的生产，但这个优质的内容如果没有通过平台分发的话，依然很难实现有效的到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专业媒体和平台媒体之间就会存在一个传播权利的再争夺。很长一段时间里，媒体深度融合的挑战会是专业媒体和平台媒体之间的传播权利的重构。3、介入地方治理的专业媒体自身的伦理边界和角色定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智库化的媒体都会面对一个采编和经营的混合问题，这个商业主义和宣传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冲突。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朱春阳教授从国家治理视角下媒体的方位出发阐述了媒体融合对传媒业的改造。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摆在政府面前的一大能力关口就是政府是否有能力与民众及其他社会力量之间形成有效沟通。媒体融合的目标实质上指向打造政府的社会沟通能力。
媒体的社会沟通经历了从“三闻”到“四全”的变化。以往传统主流媒体的行动方案是“三闻”原则，即新闻、旧闻、不闻。新闻指正面消息第一时间传播；旧闻指一些消息当下发布不适宜，等到有利时机再进行刊发；不闻指负面消息的封锁。互联网的出现则打破了这一情形。技术赋权下，大众传播权力资源为社会管理者所全面拥有的时代过去了。就“三闻”原则而言，这对新闻、旧闻的影响不大，但对不闻构成了巨大挑战。当危机事件发生时，各类新媒体、自媒体都能传播消息，这时如果政府仍充耳不闻，就是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可以说，如今宣传系统遇到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把传统主流媒体的行动方案迁移到现代传播体系环境下。朱教授指出，危机沟通能力是新型主流媒体区别于传统主流媒体的特征，正面宣传能力与危机沟通能力的协同发展才能成就新型主流媒体。媒体融合要打造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从“三闻”到“四全”的转变彰显着官方宣传动力系统机制、目标路径的改变，即从原先的选择性呈现到如今的全面呈现，是适应现代传播体系的一种创新与进步。
朱教授还提及了媒体产业变革。他认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媒体管理制度是在以往国家财力不充裕的情况下确立的，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必要再让事业单位进入市场寻求经济来源。他建议回到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程的起点上，追问“如何实现分类改革”，让事业的归于事业、产业的归于产业，让承担政治宣传、公共传播职能的媒体不被市场干扰，而做产业的媒体则全力提升竞争力。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童清艳教授带来了“融媒智治：再中心、再分层、再专业”的主题分享。她指出，社会化媒体创新社会治理，实际上是通过两方面功能的实现：社会整合功能与产业发展功能。社会整合功能包括媒体传统的舆论引导、社会协调等功能，而产业功能在融媒时代凸显了出来。全球媒体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包括两方面：“数字技术”是基础推动力、“用户的媒体使用自我赋权”是内在驱动力。其涉及的问题包括创新媒体商业及盈利模式的问题、建立公平的信息新秩序的问题、保护个人隐私和数字安全的问题等。童教授认为，媒体融合的实质是传媒产业升级，是对媒体产业合理化、科学化发展的探索，以及在发展中对相应风险的解决。
童教授分别阐述了媒体融合的再中心、再分层、再专业趋势。首先，未来将形成中心化的融媒科技平台。信息流的方向就是金钱流动的方向，因此未来媒体产业将由信息流发展驱动。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信息发展，都将出现聚合化的平台，有服务性、权威性的平台形成融媒体中心。其次，各类以兴趣为聚合的分层融媒体内容也将出现。社会化媒体将会被政府、企业广泛应用以提高工作效率，成为人们有效管理的重要工具，而这时信息精准推送、个性化服务将成为需求。越来越多的应用开发商转移到社会化的传播平台，为用户提供更为个性化的服务。如B站、两微一抖，根据用户的年龄段、知识结构、成长阅历等，有不同的内容侧重，形成分层。最后，最后，融媒内容也将出现专业化趋势。未来将出现专业化媒体，如财经类、新闻类、服务类、时尚类、旅游类媒体等。媒体品牌文化与价值观凸显，张扬媒体的专业价值。
最后，童教授也指出了融媒智治的风险：一是人工智能技术不完善可能造成连带伤害；二是智能机器的训练需要大量数据，势必产生数据污染以及数据的偏见；三是人机协同对人类的挑战。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和根教授结合地市和县级媒体案例分享了媒体介入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维度及角色。他介绍，经过调研，发现地市级媒体融合现状不容乐观，可用“起步早、困难多、待推动”三个关键词总结。而县级融媒体当下是国家建设重点，其关键词可概括为“已挂牌、不成熟、有前途”。对于将媒体变成纯粹事业单位的观点，丁教授认为不可行。他介绍，根据调研情况，大多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人事情况是，真正有事业编制的员工不足三分之一，有的甚至只有五分之一。因此，要将所有员工变为事业编制是不现实的。
丁教授提出了地市及县级融媒体介入基层社会治理的三大维度，即主体、内容、方式。主体维度上，须通过融媒体平台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共建共享。媒体可成为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构建新型融媒体平台等，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并为其互动提供有利的条件和基础。内容维度上，重点在于构建立体化、多层次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内容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四个层次：一是社会治安与民事纠纷，如长兴融媒体中心与当地公安局合作利用天眼系统。二是基层信访与政务公开，主要涉及基层腐败治理问题。三是民主协商与舆论监督，如江苏有线网络无锡分公司与当地政协合作，让政协委员与群众通过平台对话以收集社情民意。四是公共讨论与公共决策，通过融媒体平台让公众介入公共讨论，形成意见，对公共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关于媒介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丁教授认为，从关系角度而言，媒介与其他主体都是运行的治理系统中的角色，彼此之间是平等关系。媒介不仅是工具和中介，而且是有机的结构因素，具有强大的形塑力量，这种力量一方面体现为技术与工具创新带来的便捷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体现为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媒体能发挥协同和整合作用。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曾润喜教授的分享主题为“重建用户连接，服务基层治理：县级融媒体发展困境与出路”。曾教授首先提纲挈领，以“多元主体，一对关系，两种需求，三大场景，四种机制”勾勒了媒体深度融合与社会治理创新几大核心问题。多元主体指社会治理主体应是包含媒体在内的多元社会主体，形成相对均衡的结构，各归其位、各担其责。一对关系指媒体深度融合与社会治理相互影响。媒体可以促进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结构网络化、手段多样化、方式协同化、效率优化等，而社会治理也为媒体融合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对其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在这其中实际上对应了两个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即新时代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需求与新时期媒体深度融合的需求。如何着手将二者勾连起来？只有将媒体深度融合嵌入实际应用场景，才能真正落脚到探索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对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影响。基于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常态与非常态两个维度，曾教授划分了三大社会治理场景：基层（市域）社会治理、网络社会治理、社会危机治理。在具体的方法上，需要构建四种机制：新闻和信息生产机制、社会治理服务机制、政府决策支持机制、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曾教授重点阐述了县级媒体与用户的连接关系转化及其与基层治理的关系。他回溯，1983年建立起“四级办”体制后，县级媒体进入了黄金时代，构建起了“受众-媒体”的强连接，有人播、有人看，播看对等。而县级媒体的连接弱化，这一过程中有几个阶段：一是媒介的第一次转换，电视代替了广播。二是媒介的内部竞争。有线电视兴起后，央视、省级卫视挤压了市县台的生存空间。第三，媒介发生了第二次转换，新媒体发展冲击传统媒体。绝大部分用户不再看县级台，此外政务新媒体的兴起也导致地方政治资源从县级台流失。面对冲击，县级媒体谋求全媒体化。在自建新媒体平台困难的情况下，大多选择了“借船出海”的方式，在其他平台进行传播。然而，其新媒体账号看似具有较大传播力，实则本地粉丝占比不高，本地传播力仍旧虚弱。
可见，县级媒体的衰落归因在于与本地人民群众失去连接、与本地政府治理失去连接。因此，其发展逻辑关键也就在于重建本地用户连接、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县级融媒体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场景也在基层。曾教授认为，新时代的县级融媒体，要从“喉舌”变成“喉舌”+“耳目”+“参谋”+“尖兵”，宣传是重中之重，同时也要提供新闻产品、新闻服务、信息产品、信息服务；要从“啦啦队”变成“运动员”，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主体，深度融入社会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工作之中。
如何融入？曾教授提出“认同是基础、服务是根本、参与是关键”。认同方面，需要加强新闻宣传与舆论引导，构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增强对基层社会问题的识别、建构与预测，形成对基层社会治理状态的“环形”监测，同时关注网络舆情与社会舆情。服务方面，曾教授提出四个服务体系：基层新闻和信息服务体系、基层政务服务体系、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基层市场服务体系。参与方面，媒体可作为智能连接平台，通过技术赋能、信息赋能、场景赋能等方式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多主体参与能力。发挥媒体勾连作用，构建多元主体均衡可持续的异质复杂网络系统治理体系，实现公众、党委、政府、社会组织间的强连接。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罗昕教授以“媒体参与治理：边界的冲突与跨越”为题讨论了媒体参与治理时可能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媒体深度融合意味着一个从内部向外部拓展、不断打破边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媒体既存在优势，也可能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
罗教授首先介绍了治理的三个主要原则：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独立性，二是行动者互动形成治理网络，三是治理方式是协商、包容、合作。创新的治理应包含开放性、互动性、透明性、响应性等特征。在上述原则之下，媒体参与治理的角色功能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是公共交流平台。媒体作为搭建者、连接者、组织动员者发挥连接作用，通过连接产生组织、动员的力量。第二是议程设置主体。媒体作为引导者、监督者、建设者进行舆论引导，凝聚人心。第三是策略性传播工具。媒体作为整合者、服务者、推荐者对其他主体产生影响。
罗教授重点论述了媒体逻辑与治理逻辑的边界冲突。首先，在参与方式上，媒体逻辑把治理过程推向更为外部的透明性；而治理过程需要内部透明性，即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以相互妥协。其次，在参与手段上，媒体逻辑偏爱冲突和争议，新闻报道追逐情绪化、戏剧化、轰动性；而治理逻辑强调行动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与协作关系。再次，在参与时长上，媒体往往希望在短期内快速提高社会关注度，因此可能将报道框架简化并淡化公共议题；而在治理中，行动者处理复杂的问题需要长期的商议。最后，在参与主体上，媒体逻辑强调权威，依赖官方信源，官方观点很容易转化为媒体的话语权；而在治理网络中，需要各种行动者进行平等沟通。
那么，如何跨越边界？罗教授引入组织学理论，介绍了边界角色的两类功能，分别是信息处理与外部表现。信息处理涉及从环境中选择、传输和解释信息。外部表现包括维持组织形象，增强其社会合法性并影响目标群体的行为。由此，可以提出媒体在治理网络中的跨界活动：从信息相关活动来看，媒体应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广泛的交流，以了解掌握网络行动者的所有资源、角色功能。注重以媒体为中介的沟通，在相应平台上组织讨论一致的行动策略。从行为者相关活动来看，第一应培养网络行动者对媒体的积极态度，如政策给予媒体的行动空间以及社会公众对媒体的好感度；第二，可以促进网络行动者成为新闻来源甚至新闻生产参与者；第三，媒体应协调网络行动者的利益竞争，如以建设性新闻的形式进行舆论监督。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刘涛教授对分享会进行了总结，并表示专家们的真知灼见使自己受益匪浅，感谢他们在圣诞节这一天为校内外师生贡献了一场思想盛宴。
（蔡雨婷田琴琴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