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9日下午3点，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孙信茹教授应邀来到“暨南云讲坛”，以“互联网研究在村落社会中的可能性与方法论”为主题，分享了她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考。讲座由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潇潇教授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师生热情参与了这场学术分享。

主持人张潇潇教授在开场白中表示，如果说要理解孙教授的学术身份及研究，除了我们大家熟知的虚拟民族志的方法，村落社会的研究主题，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传播与社会”这个关键陈述，这与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杨国斌老师的“数字文化与社会”的学术宗旨在很大程度上是异曲同工的。我们对孙教授的讲座的理解，应该置于这个大的脉络下去进行。

孙教授表示，她从“传播与社会”的学术脉络逐渐聚焦到媒介人类学，这一研究路径的变化，和她的村落社会研究是分不开的，这也是她今天选择“互联网研究在村落社会中的可能性与方法论”作为分享主题的渊源。那么从经验性的个案出发，是否可以延伸到方法论的思考？带着这一问题，孙教授从互联网时代的媒介人类学研究、互联网和村落研究以及“社交媒体在地化”方法论三个话题分享了她的见解。

一、互联网时代的媒介人类学研究

孙教授回顾了自己从1998年左右开始做传统乡村社会的研究，她那时主要关注三个和社会转型相关的议题：“变迁性”问题、某些“社会群体”问题和“社会关系”问题。进入数字时代，村落社会中的生命体验变得更加鲜活和多元，孙教授分享了箐口哈尼族村寨、普米村寨的村民手机使用等个案，由此提出了互联网时代的媒介人类学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研究场景”的重要性和研究场景的变化。人们普遍认为，民族志的时间越长越好，但除了时长，民族志还意味着什么？她的回答是“场景”，“场景”是形成民族志研究影响力的源泉和基础。但“场景”并非铁板一块，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媒介人类学的田野也应从“空间”维度转向“关系”建构。孙教授强调，对媒介的理解需超越传统的技术层面，应深入当地人的文化逻辑与社会结构中。

二、互联网和村落社会研究

当互联网成为田野当中重要的工作场所，它可以激发出哪些人类学的想象力？孙信茹教授分享了多个村落社会研究案例，这些研究也分不同的层次，如作为“社区”的石龙村微信山歌群、“石龙老司机”的微信生活群体等。在这次讲座中，她特别强调了“家庭”作为分析单元的重要性。对家庭的关注，缘于去年她对一个扎根了十年的田野点——普米村庄里唯一没有分家的11人大家庭的观察。“大家族的成员每天在刷抖音，玩社交媒体的时候，抖音其实已经构成了家庭生活的一种新的表达和连接力量。”把家庭作为理解新媒体技术的方法，在理论资源层面，可以追溯到社会学、人类学和人类地理学的学术脉络。孙教授综合了以上视角，把家视作家庭成员与外界链接的中转站，通过对一个“抖音之家”的在地化实践的观察，将媒介技术与家庭生活、成员互动、情感表达等问题连接而成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她认为研究家庭非常有趣，并期待最新的研究可以尽快和大家见面。

 三、社交媒体在地化：一种进入整体情境的方法论

“只有当你回到那种场景，你才会意识到，个案对于研究者的意义。”基于多年的田野经验，孙教授从去年开始思考，这种观察路径的理论意义何在？由此她提出，进入整体情境理解和分析社交媒体实践活动，应建立“社交媒体在地化”的方法论。从方法论和操作框架的角度来看，它包括了三个层面：技术所处的时空、文化结构以及技术体系中的位置；居于特定地方和情境的人们所展开的技术实践；基于动态变化和过程呈现的整体情境。概言之，社交媒体在地化，是一种基于动态变化和过程切入整体情境的方法，从而成为观察媒介技术与人们互构的一种操作路径。具体而言，社交媒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崛起，尽管带来了大众化的普遍体验，但更为个体性的独特感受提供了平台，孙教授以人类学的多个经典研究为例，结合她所观察到的传统村落村民在全民K歌软件中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改编流行歌曲等个案，强调我们要对人们的媒介实践中的非技术因素给予更多的关注，深入了解使用者背后的整体情境。

孙信茹教授的分享环节结束后，张潇潇老师分享了学习心得，并向孙教授提出村落社会研究“场景”的危机与民族志研究的调性这两个问题。孙教授表示，即使传统村落社会也并非全然封闭，互联网对疆域的突破是有限的，人的在地化经验依然有它的生命力，传统的村落概念未必会消失，它可能会产生新的变化，这需要更多具体的经验给予回应。

关于民族志研究的基调，孙教授坦言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任何研究者都有其立场和价值取向，民族志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也比较特殊，这也是民族志有趣的地方，学者必须不断对自己的研究进行追问和自我反思。

进入最后的互动环节，从民族志的方法论到学科范式的分野，同学们的提问非常积极，因时间有限，孙教授挑选部分问题作出了解答。如就“自我民族志方法的合法性”，孙教授认为，这要放在民族志转向的背景中讨论。尽管自我民族志的争议很大，她如果有需要也会慎用，但她不认同部分学者对这一方法“不入流”的批评，研究方法要根据研究的问题来裁定。费孝通先生的《我对自己学术的反思》堪称自我民族志的范本，她推荐感兴趣的同学阅读。孙教授提醒，“自我民族志并不意味着自我反省的缺位，对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不断地进行反思。”

在两个小时的高信息密度、有趣有料有故事的讲座中，孙教授用丰富的案例和新颖的学术观点，为广大师生们奉献了一次相约云端的“在野之学”。

（撰稿人：高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