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组织传播、群众路线与延安新闻传统的再确立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华师大紫江特聘教授吕新雨教授
5月22日，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华师大紫江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ECNU-Cornell Center for Comparative Humanities）主任吕新雨教授应邀做客第八期“暨南云讲坛”，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作题为《政党组织传播、群众路线与延安新闻传统的再确立》的“云讲座”。本次讲座由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亮教授担任学术主持。此文根据现场报告整理而成，以飨读者。
新冠疫情的全球化传播，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内外意识形态激烈地交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再次被推到历史的前台，究竟如何解读和对待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崛起，是世界意识形态的战场。吕新雨教授认为，今天的世界格局并不是“修昔底德陷阱”，而是一个再次由西方发动和强加的“新冷战陷阱”，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
一、第三世界理论
吕新雨教授面对当下世界格局建设性地提出：将延安新闻传统作为起点放置到第三世界的视野中去。毛泽东在1974年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苏、美两霸是第一世界；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中国，已经由当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坚持反帝反霸的社会主义国家一道，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成为第三世界中不可动摇的力量。在上述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西德、日本等是第二世界，它们具有两面性，是第三世界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针对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吕教授还介绍了美国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其著作《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的理论：将第三世界看作不平等关系——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的历史过程。
可以看到，苏联解体后进入的后冷战时代，世界不平等程度加剧，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政治动荡和暴力如影随形，能够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只有中国。吕教授认为，在新的冷战局势已经乌云密布的今天，重新打开历史叙述才能够帮助我们探摸世界范围内宗教原教旨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
另外，吕教授强调道，延安道路不仅是一种战斗模式，也是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基于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和广大民众参与其上的发展模式——这就是群众路线。延安道路以延安整风为开端，对内以整风的形式要求党员干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外积极发动农民参与政治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延安道路就是以政党政治的方式推动党和农民群众的融合，以构建革命的政治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基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激情奔赴延安，这批年轻知识分子首先面临的一个考验就是自我改造的考验，自我改造的考验目的是适应新的政党政治和群众结合的严峻任务。
二、重返延安道路：再思“革命史范式”
今天的执政党需要回到“延安道路”作为“新长征”的起点，中国特色新闻学自延安开始，与革命党的使命、执政党的命运休戚与共。今天的“革命史范式”受到诸多的质疑和挑战是因为其没有真正做到“内在视野”的贯通。
要做到内部视野的贯通，吕教授引用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对西方左翼社会运动失败原因的检讨中谈到：“任何将个人自由提升到神圣位置的政治运动都有被新自由主义收编的危险”。而外部的原因则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霸权形式，新自由主义国家需要威权主义来维护和巩固其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以及镇压全球化过程中反新自由主义的力量。
同时，吕教授并不认同大卫•哈维等一干西方左翼学者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描述为“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这样的描述无视或否定了执政党的自我界定以及在困境和危机中迂回探索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吕教授坚定地认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政治民主的“爱国主义”有完全的历史正当性，西方企图将中国基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础上的“爱国主义”简单等同于西方的族裔“民族主义”，是在消解“爱国主义”的正当性，也必然会拆解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地域世界霸权的政治基础。
萨米尔•阿明曾提出了第三世界只有以“脱钩”的方式才能摆脱新殖民主义的依附关系，吕教授认为，利用全球化进程，通过内部变革实现去依附化，正是中国道路，这也是七十年代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在今天的回响。
尽管非均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但中国始终以政治方式纠正市场，例如在此次抗疫过程中全国驰援、党员带头，这正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我承诺。当下中国还将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这促使我们回到“延安道路”。吕教授认为，今天的延安道路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是执政党新一轮的大考。
三、五四运动、延安整风与“新民主主义革命”
将延安整风运动放置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历史角色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中去看，才可以发现问题的症结及其独特性。首先是重新处理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五四运动如何阐释成为了二十世纪历史阐释和意识形态论争的原点。吕教授特别提到，疫情中“五四”甚至成为了今天中美意识形态交战的焦点。
毛泽东将五四运动界定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既指出了知识分子的先进性“觉悟”，也界定了其局限。因此，知识分子能否与“根本的革命力量”即工农大众相结合是判断其是否革命的标准。吕教授认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一系列的政治论述是延安整风的理论准备，第一次重新界定了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两个阶级之间的“革命”关系。
吕教授还具体地谈到了延安整风运动中关于崇尚启蒙和个性自由的五四青年一代的定位，与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政党组织的认同两种角色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第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如何做出了可歌可泣的牺牲与自我牺牲。吕教授认为，救亡本身就是五四运动“启蒙”的出发点和诉求，正因如此，启蒙一代走向政党政治是历史大势的体现。
吕教授强调，第三世界视野和五四观是我们重新回到中国的党报理论必须返回的起点，这两个问题不处理，今天的党报理论不可能有真正的展开。
在随后的讨论中，吕教授认为应该把党报看成是一个政党政治的内部构成，同时党报和社会媒体因其不同诉求而产生的界限也需要划分清楚，而一味地以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西方专业主义的视角对党报进行规训是不合理的，这也是当下我们媒体产生诸多困境的原因之一。在如何提高党媒国际传播力的问题上，吕教授认为这也是我们需要重返延安道路的必然性，即克服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吕教授针砭时弊地提出，重新论述中国20世纪的革命和中国崛起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否则中国永远会处于与“自由民主”对立的“专制主义”敌对状态下，这样的状态无益于中国取得国际话语权。因此，在这个契机下重谈延安道路是非常有必要的。
（杜紫薇供稿）